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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据说侯家和马家有过心结，起因就是在“文革”的时候你父亲打过侯宝林先生。
马东：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因为我父亲不在了，他在的时候他不会说———就是社会上流传说我父亲在“文革”当中打过侯宝林先生，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社会上说我父亲在凤凰台的《鲁豫有约》里默认了这一点，这是绝对没有的，你可以拿《鲁豫有约》节目的原文来看，鲁豫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父亲说那个年代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当然有人会把它理解成我父亲的一种默认，但其实无论是相声界，还是相关的知情者，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我父亲打过侯先生，这种传言是事出有因的，不是说无中生有，但是这个传言起自哪里，现在大家讳莫如深，因为涉及到许多前辈，就是相声界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是尊重前辈的，尤其在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就不愿意再回过头来翻这些旧账。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父亲打侯先生，没有这回事。
记者：但是传言是怎么来的呢？
马东：我只能说，绝无此事。至于这句话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也不只是我们，有很多人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也不必深究，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觉得父亲在《鲁豫有约》说的一句话是对的，他说“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人所做的荒唐的事”。
相声的死去活来
相声在“文革”后的复苏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四天，父亲就拿出了一段相声叫《舞台风雷》。”
马东对父亲的兴奋之情记忆犹新。“因为他是在家里写的，就是几天不睡觉，好像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用一段相声去讽刺‘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几天之内父亲就把《舞台风雷》的相声写完了。”
此后，讽刺“四人帮”的相声作品相继出现，《白骨精现形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等等，相声成为荒凉的中国文艺最早被解冻的一只春燕。
随后有了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有了电影《苦恋》、《小街》、《天云山传奇》等反思文艺作品。
“其他艺术形式的完成，需要一个周期，只有相声最快，只要写出来，两个人一排，就出来了。”
马季重新被公众所熟悉是在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晚会，马季恢复在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工作。当时的“春晚”总导演黄一鹤找到马季说你得写一个东西，咱们搞一个晚会。这台晚会后来就由马季和唐杰忠主持，当时写了一个叫《成语新篇》，春节晚会就在广州的一个公园里举办。现场录制完拿到中央电视台播。那个时候是中国政治解冻的时期，社会在拨乱反正，共和国迎来新的春天，民众也再次发出欢乐的笑声。
记者：据说在“文革”，全国播出的惟一的相声是你父亲的《友谊颂》，为什么他的相声会允许播出？
马东：相声在“文革”中断了，就是“文革”的时候很少有相声，但是父亲的《友谊颂》意外地被允许播出。《友谊颂》是歌颂坦赞铁路建设的，歌颂中国帮助非洲兄弟修建坦赞铁路事迹的。那是1973年的作品，其实这个相声是在1972年就写出来，1973年录音的，这个相声在“文革”当中为什么能够出来呢，里面有很多机缘巧合。当时是没有相声的，当时我爸他们从干校回来之后，开始参加一些游园演出，五一、十一，经常在中山公园，或别的什么公园有游园演出，当时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拍记录片，拍游园的纪录片的时候，就拍到了父亲的这个相声。“文革”当中相声中断了那么多年，现在拍到了相声。当时那个新闻纪录片被拿给中央领导审，当时是姚文元负责审查，不知道是没在意还是怎么的，就审查通过了，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出现了相声。纪录片里出现的这个相声让整个文艺界闻到了一股新的气息——就是说相声可以有了。跟着广播电台就找来了，既然新闻电影制片厂能够播相声，我们电台就应该可以播，接着电台就开始播这段相声。因为那段时间对于相声来说，是一个干旱的年代，所以有一段相声出现，就会迅速传遍全国，那时候所有的电台都在播这段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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