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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结束海外漂流，马东回国，开始新的生活。先在电影学院念书，念完书以后到了电视圈，先在湖南卫视主持谈话节目《有话好说》，因话题锐利而被取消。马东转道北京，加盟央视主持《挑战主持人》和《文化访谈录》。
记者：还能记得第一次看父亲说相声的情景吗？
马东：我没有看过，其实。我看到父亲在剧场里演出，大概已经20几岁了，那是1994年，在澳洲。因为我小时候，他是不让我到剧场去的。那时有很多相声演员的子弟、家属会常年在后台玩，在剧场里面玩，我是不会的。他是不会让我去他演出的地方，也不会让我去他工作的单位玩。
记者：对他工作的地方，你也没有好奇吗？
马东：会好奇的。那时候他们经常会去电台，去录音，录音其实就是把一个相声录成磁带，然后在电台里面反复播，那时候相声的主要传播手段是电台，所以经常会去录音。当时我们住在北京的西直门附近，离月坛很近，月坛原来有一个很高的发射塔，父亲以前就给我讲，电波就是从这个铁塔里面传出来，再传到收音机里面的。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录音就是爬到铁塔上面去录，我这样说他就乐，告诉我说，对，是。这个就是我对他工作的好奇和想象，从这里你也能看到，我对他的工作状态是完全不了解的。
记者：你父亲为什么不愿意你到他工作的地方？
马东：我从小就被父亲隔断了和相声接触的所有可能性，因为他是从业余相声演员转成专业的，可能是因为他是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业余爱好转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他应该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一代演员，终其一生他对于艺人这个词非常敏感，他特别怕别人说自己是艺人。因为那时候不像今天，歌星说自己是一个艺人，演艺人才。那时候说艺人，就是老艺人，是旧社会过来的，低人一等的，属于三教九流里面下九流的这么一种人。他其实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相声演员，很早就入党，1956年就是共产党员，他认为自己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文艺战士，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所以他对艺人这个词特别敏感。也可能是因为这些，所以对于世家，世代都说相声，他可能是很反感的，他不见得是反感别人，他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变成这样。他可能也看到了一些个———比如说相声世家的子弟，从小生长在这种环境里面，身上所带有的一些气质，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一些东西，他可能不喜欢，所以他隔绝了我和他这个圈子联系的可能性。
记者：对相声你就没有好奇吗？
马东：有，我从小特别喜欢相声。因为无论再怎么隔绝，毕竟耳濡目染，会受很多很多的影响。我会喜欢看相声的书，听传统相声的段子。我记得小时候，小孩都缠着要大人讲故事，我爸没空理我，他那些同事，来家里玩的，我就缠着要给我讲故事，我印象特别深，比如李文华来我们家，我缠着要他给我讲个故事，他就会讲一个单口相声给我听，我现在知道这个单口相声叫《日遭三险》，是刘宝瑞的一个传统相声。你不可能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我其实很喜欢相声，首先是它的表达方式，它那种语言节奏，作为语言艺术来说，他有很多高级的东西。我中学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听着相声睡觉的。就是每天晚上，拿一个录音机，放一盘磁带，听着睡觉。因为家庭的熏陶，我对相声从小就很喜欢，至少是一种爱好，很强烈的。但是我从小就知道，我爸是不可能让我说相声的，我也不可能从事这个职业。
记者：那时候你爸照顾你很多吗？你的伙伴怎么看你的父亲？你会为自己的父亲骄傲吗？
马东：我爸照顾我的时候不多，他不是那种顾家的人。我印象当中，一年12个月，有8到10个月他是在外地演出。小的时候，对父亲的骄傲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但是我的父亲包括我母亲，也一直特别警惕我身上的优越感———就是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所以你身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种优越感。我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是我的小学同学，到今天我们已经有30年的交情了，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是出去也好，到哪儿也好，他们是不提我父亲的，他们知道我有这个避讳，我们是有这个默契的。
记者：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你在旅途，或者在街巷，你会在喇叭里听到父亲的相声？
马东：经常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我父亲成名很早。他从1950年代进入广播说唱团成为专业相声演员之后，通过广播的传播，他就已经成名了，只是那时候很多人没有见过他。所以在“文革”前，他的知名度在全国就很高，中间经过“文革”的停顿，之后恢复，他又开始恢复创作和表演的时候，又开始被观众知道了，我父亲是最早通过电视被大家认识的相声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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