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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开始怀疑自己因为那一晚染上了性病，于是偷偷到药店买消炎药吃，但身上的症状并没有减轻。他上网查到一篇关于艾滋病的前期症状的文章，自己身上的种种症状和文章里的介绍几乎一模一样，他顿时整个心都凉了。
刘巍了解到，艾滋病的潜伏期可达10年之久，是个绝症。他事后回忆，当时心想，家里还有妻儿，还有老人要赡养，自己还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干部，要是得上这种病就全完了。
此后，刘巍经常在失眠、噩梦中度过，白天上班无精打采，经常把手里的工作处理得颠三倒四。妻子还以为他是工作疲劳所致，便给他买了保健食品吃，并让他多休息。看着体贴入微的妻子，刘巍更加痛恨自己当时的风流行为。
2006年7月底，刘巍实在承受不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进行了系统的检查。
半个月后，刘巍拿到化验单，医生称化验结果为阴性，身体一切正常，没有艾滋病。他却缠着医生问是不是搞错了，或者仪器出了问题。医生被他弄得哭笑不得：“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别人还都想要这个结果呢，你偏偏不相信。好了好了，我们这还忙着呢，你赶快走吧。”
刘巍并不相信诊断结果，甚至怀疑医生那么不耐烦地把自己赶走，只是为了安慰自己。他一遍遍地反复回忆起当时与小姐发生性关系时的种种细节，加上身上的一些小症状，深信自己染上了艾滋病。
胡思乱想了很多天后，刘巍仍然没有从恐惧和绝望中摆脱出来，而是开始憎恨老同学李袁平。他想，要不是他带自己去唱歌，自己就不会被小姐所引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痛苦。
2006年9月下旬，刘巍再次化名刘刚，来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皮肤性病科做检查。这家医院是西北地区一所著名医院，他想，也许这里的检查会更准确。
经化验后，结果依然是阴性。为了缓解刘巍的心理压力，医生耐心地向他解释，这种情况属于“艾滋病疑病症”，病人在没有就医或有确凿证据之前，就确信自己已经患了艾滋病，而且由于这种先占观念对躯体的功能的不良暗示作用，使躯体出现种种症状和不适，使病人对自己患了艾滋病更加深信不疑，从而反复到各医院求治。
不管医生怎么说他身体健康、甚至连普通的性病都没有，但刘巍总觉得医生是在骗他。他已经陷入到一种绝望的心态中：一方面，他极度渴望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去，像以前一样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他又对身体检查化验结果并不信任，由于他长期把这些憋在心里不与他人沟通，从而坚信自己已经患上了艾滋病。
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后，刘巍隐瞒妻子和同事，至少6次用化名反复到西京医院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其检查结果都是正常。
缺少了和别人的沟通交流，刘巍的心理变得更加偏执。他把自己所有的痛苦、绝望都化成了仇恨，转嫁在李袁平身上。
李袁平的妹妹李红(化名)告诉《法制周报》记者，2006年9月底，刘巍电话威胁李袁平说自己得了艾滋病，要李给20万元了事，否则就要杀了李，甚至他的两个双胞胎孩子的命也将不保。于是，两人矛盾激发。
李袁平当时并不相信，他认为刘巍马上要被提拔，何况两人是好朋友、老同学，不可能要杀自己。之前，李袁平与刘巍的唯一摩擦是，刘巍向其妻子称李借了他四五千元，而事实上，是刘巍将钱用于其他方面，为向妻子“交差”假称李借走了钱。
2006年10月6日，刘巍又一次来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取化验单，医生告诉他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此时的刘巍大脑一片混沌，觉得这个化验结果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想到了死，唯有一死才能解脱。他又觉得，自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太便宜了李袁平。一瞬间，他拿定了一个主意，从医院门口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南二环西段某公司家属住宅区的李袁平家。
这天是中秋节，李袁平见昔日好友来访，仍然热情地招呼他就座，之后转身去厨房沏茶，全然没有感觉到危险的来临。
刘巍起身跟着李袁平进了厨房并关上门，顺手拿起菜刀站在李的背后，朝李袁平身上连砍三刀，李袁平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倒了下去。
杀人之后，刘巍的精神也几近崩溃，他一屁股瘫倒在地上。
当医护人员和公安民警即将赶到时，刘巍突然从6楼上跳下，身体被3楼的凉棚挡了一下后，摔倒在地。李袁平和刘巍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李袁平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刘巍在抢救后醒了过来。公安民警很快到达现场进行勘查，并提取了相关物证。
在看守所内，刘巍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决不犯下这个致命的错误，决不折磨自己，杀害别人……可一切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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