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尽管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本轮通货膨胀是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是以供给面原因和成本因素为主推原因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应当从货币原教旨主义的条条框框出发以紧缩信用控制需求的方式去应对，而应当着眼于供给的调整，着眼于解决实体经济部门的中长期问题进行结构性的金融改革，设计出饶有新意的有助于打造世界一流强国的金融政策才是根本之道。

　　　评价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和运行效率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用比较经济分析方法将本国金融体系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制度条件和运行指标等内容进行对比；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运用机制设计理论的思考方法为中国的实体经济设定战略目标，用实体经济对金融体系提出的服务需求同现行金融体系的服务功能和效率相对照，然后按照满足这些战略目标实现要求的必要条件进行相应的金融政策设计。

　　 中国金融体系自1997年以来在十年多的时间最明显的进步是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系统性风险过高的问题；二是金融机构出资人制度改革问题。系统性风险过高源于不良资产比重过高，而不良资产比重过高又源于国有银行部分地承担了改革初期全社会必须付出的经济转型成本。为什么本应当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过高改革成本却错位转移到国有银行身上呢？其背后原因就是银行由于是国家出资国家垄断经营的，国有经济的单一所有制形式使得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理所当然地成为公有制体制下承担不同功能的两个资金汇聚和分配部门，即使在1984年出现了中央银行调节职能独立的改革之后，中央银行在国家需要时为财政提供融资功能、国有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后为承担稳定经济和社会的责任用贷款支持业绩不良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根子也在于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公有经济思维在起作用。单一国有制使得出资人多元化产权多元化下必然会产生的硬预算约束效应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在用财政、央行通过外汇储备注资用指令性的办法强迫各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之后，一定要不失时机地对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产权多元化的改革。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大行中已有四个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在海内外上市。中国农业银行也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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