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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发生了多次文字狱，如庄廷鑨《明史》案，由于他的书中有所谓“违碍”之词。吕留良被剉尸，是由于他公开地鼓吹“夷夏”之防。发生在康熙晚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因此被斩，所宣布的罪名是他在《与余生书》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而《滇黔纪闻》中使用了永历的年号，因此从形式上看，《南山集》案的性质与民族思想斗争联系起来。可是细看一看戴氏的《与余生书》以及《南山集》全书和赵中乔参奏的原文，确实找不出戴名世有反对清政权的思想言论。那么这样一件流血大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有必要作深进一步的探索了。
较早记载这一件血案的专文是全祖望的《江浙两大狱记》（《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他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多妄传之说，主要是这样写的：“桐城方孝标……着《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又《前侍郎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一七）云：“宗人方孝标者，故翰林，失职游滇中，陷贼而归，怨望，语多不逊，里人戴名世《日记》多采其言。”
《滇黔纪闻》今不可见，在《南山集》中，惟《与余生书》提到了《滇黔纪闻》之名，而无“采录”之事，也不见所谓“悖逆”之语，更不要说“极多”了，《南山集》中也无戴名世的《日记》，可知全氏所记不过为传闻之词，并无事实依据。我们再看一看赵申乔的参奏原疏：“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府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在这篇参奏中根本没有提到《滇黔纪闻》，也没有“悖逆”之说，所加的罪名不过是“狂妄不谨”，“语多狂悖”；所提的要求也不过是“以肃官方”，“以昭法纪”，绝无民族思想斗争和反对清政权的踪迹形影。从“狂妄”、“狂悖”发展到“悖逆”，从“不谨”发展到“反清”，其中原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向为读史者所忽略，又由于这是一件钦案大狱，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即使深知其中别有委曲，也便讳而不言了。
《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赵申乔传》云：“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大逆语，下刑部，鞫实坐斩。”都直书为“悖逆”或“大逆”，已经是经过发展的罪名，但只是空洞的笼统之词，没有具体事实可举，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清末印行的《古学汇刊》第一集中有一篇《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所记《南山集》案的经过，远较全祖望记的为翔实，近年台湾有关方面编印的《清史》，有《方玄成传》（即方孝标），纪事略同于此文，都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此案的素材，和作进一步分析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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