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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江青
1991年5月14日，江青终于自杀了，那时我正在香港。记者们奔向北京采访，北京人只淡淡地说：
“江青早已是死够了，打不值得打，死了也不值得庆祝。”
曾几何时，从“文革”开始直到“四人帮”被擒的十来年间，在神州大陆的中心北京，江青这名字曾是多么非同小可！她曾被奉为神祇般的高不可攀，只有“誓死保卫”的份儿，对她有任何说法、叙述、议论，都是不能容许的亵渎。那种神奇上升的速度和热度，几乎凌驾于毛之上。而空中楼阁的倾斜与倒塌也是出人意料的快。渐渐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的传说，在暗中不胫而走，从“女皇”的独断专行的政治品性和行为，直到私生活的腐化豪奢，以至于种种不堪的糜烂淫乱事例层出不穷。到了一举粉碎大快人心时，更可痛快地数落她的罪行，加上白骨精的封号也难解恨。后来宣布公审，江青以罪犯身份在电视屏幕上亮相，人们期待着，争看江青是不是被摘掉假发变成了秃光头？是不是如众所周知的传说还装着假胸两个假奶？结果，当然是有些失望了，她像个普通人一样，特写近景镜头看得清清楚楚，连鬓角头发根儿都看见，她还长着一头黑黑的直垂头发，不像是假的。
香港传媒反映不同的社会心理，不管人们对江青有多少种不同的想法，总被公认为一代风云人物。这时由于她的自杀，又引起报纸电视台每天找料播发，有一则消息提到我30年代曾和蓝苹相识，那些天我便被记者们追踪。于是在某报专栏中我写了500字，说她只是一个畸形政治时代的产物，当然500字是言犹未尽。
1993年在澳洲，因自编香港版散文集《时间的切片》，收入了专栏刊出的部分文稿，有些加以合并补充，这篇500字的短文等于重新改写，竟然变成万字。1994年5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先予发表（有删节），题为《我认识的蓝苹与江青》，颇引起重视。
20世纪，太多的神话，传奇。从1994年秋到1995年春，我在北京和杭州上海广州各地会见了许多老友，见到与见不到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陆陆续续清醒地走完了路。面临21世纪的现代信息交通，无论在哪里，已不使人感到那么隔绝。年轻的朋友们还依依不舍地招手遥望着，期待着我们多留下一些这沉重世纪的影子。即使是微弱的记忆的烛光中的影子。
一年来又发现一些有关江青的新材料，正当《时间的切片》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增订本，因而又改写补充为5000余字，也只是事实的素描，没有传奇。是为第三稿。
1996年1月于布里斯班
蓝苹曾是我60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在上海时的好友，那时的蓝苹绝非江青。
即使到了50年代，她早已成为毛夫人改名江青，也还不是后来的江青。
许多在北京和上海的影剧界老朋友们，即使当年不认识蓝苹，也都看过她的戏，这时，他们印象中的江青也还是20多年前那个蓝苹。譬如1957年苗子和丁聪当了右派去了北大荒，那个常和他们在一起的天才演员李景波就爱逗乐，他会惟妙惟肖地学《大雷雨》中的女主角卡特琳娜，用浓重的山东腔略带夸张的念台词：
“我的心（读上声），像小鸟（读平声）儿一样的肥（飞）呀，肥（飞）呀！”
李景波回到北京还学给我听，把我乐坏了。
他们这样用玩笑取乐，对于曾是同行当演员的毛夫人虽略有轻蔑，但绝无恶意，学着她的语调还感到挺亲切。可是后来到1981年，已经在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当过了“旗手”的江青，这时到了审判庭上，仍然用那山东腔愤怒而嚣张的吼叫，听起来就不是味儿了。
从1935年到1937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我们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当时是艾思奇的夫人，后来离了婚）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我们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外围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参加救亡运动。在吕班路环龙路口租了一家洗染店的楼上一大间作会址。很快会员多至数百人，分组活动。有大中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如著名的女作家白薇经常来，“女兵”谢冰莹后期也参加过，还有吴似鸿、关露、欧查等。蓝苹是从1935年秋较早参加的，而且很积极，每周都来一两次帮忙工作。来时是两条小短辫，蓝布旗袍，不搽口红。她那时刚进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是陈波儿介绍她来的，很快把我们当作好友，表现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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