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伪政权第四号人物，曾任伪还都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省长等职的褚民谊被国民党军统诱捕并押解至南京，后送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接受审判。在法庭上，褚民谊百般抵赖，大肆宣扬自己的“历史功绩”，企图淡化自己的汉奸事实，甚至不惜以“国宝”——孙中山的肝脏标本相威胁。历史是公正的，作恶多端的褚民谊最终没能逃脱正义的审判，于1946年8月23日被执行枪决，走完了他的罪恶一生。
军统诱捕褚民谊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侵华日军已成全面溃败之势，汪伪政权岌岌可危。11月10日，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更让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并不甘心于伪政府的垮台，仍在做着垂死挣扎。
褚民谊时任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是汪伪政权中的第四号人物。他是汪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的骨干，一切听命于汪精卫夫妇。汪一死，他就伙同林柏生，全力攻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指责他独断专行，大权独揽，让自己成了个跑龙套的，只能干些琐碎的小事，坚决要求辞职。后经周佛海等人从中斡旋，才同意暂留南京。但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坐镇广州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眼看形势不好，为了加强对广东地区的控制，增加以后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便连电催褚民谊前去广州帮忙。
1945年7月上旬，褚民谊辞去伪外交部长一职，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就任伪广东省省长，同时兼任广州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广东分会主任委员。一踏入羊城，他就声称要“借着整理广东来推进全面和平，借着收拾广东来恢复全国常态”，企图在广东增强自己和陈璧君的实力，为自己留条后路。
可事与愿违，未待褚民谊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全国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月11日，刚上任一个多月，连伪省政府与绥靖公署两衙门的人员尚未全认识的褚民谊，就接到了陈公博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陈公博告诉他:“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平政府’寿终正寝，已经自行取消了。”褚民谊一听，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不甘心坐以待毙，每天仍照常赴省政府办公，静观时局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国民政府委任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褚民谊再也坐不住了，为了逃脱人民对他的惩处，他大拍蒋介石的马屁，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以试探蒋的态度:“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他还公开发表谈话，说:“本人肩负广东治安；并积极组织警备司令部，亲自兼司令。严令各师长、各县长各守本位。如因要事在省城者，立即返任，保护地方及人民。静待中央派员来接收；并遵照蒋委员长命令，严饬各师、各部队不得擅自移防，不得擅自收编及受编。”
没过几天，在陈璧君的授意下，褚民谊又给蒋介石发去一电:“本人和汪夫人（指陈璧君）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两封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的回音。褚民谊躲在家里，忧心忡忡，度日如年。此时，广州市秩序大乱，冒出许多“先遣军”、“别动军”。伪省府及民政、建设、教育、绥靖公署的厅长们见势不妙，纷纷向褚民谊提出辞呈。伪广东海军要港司令招桂章率先在绥靖公署就任“先遣军”总司令职，号令一方。褚民谊见大势已去，就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告知广州市民:“广州治安由招总司令负责，本人静待中央命令；并将省政府一切事务交与秘书长张国珍维持，专等国民政府委任的广东省主席罗卓英的到来。”
此时，国民政府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汉奸。鉴于褚民谊身份较为特殊，实施公开逮捕有着诸多不便，国民政府便将逮捕褚民谊这一任务交给了军统局。褚民谊此刻还不知道，在军统局的特务陆续抵达广州后，由军统局局长戴笠亲自布置，一张“肃奸”的巨网已经向他悄然撒开。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