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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褚民谊汉奸案，审判长为孙鸿霖，推事石美瑜、陆家瑞，首席检察官韩焘。到庭旁听者极多。褚民谊一脸灰白胡须，身穿深色棉布长衫，扎脚棉裤，头上戴一顶黑色帽子。在他被押出铁门时，拥在门口的记者纷纷上前拍照，这时的褚民谊还故作镇静，笑着说:“啊呀，材料太贵，经济一点。”一时间，厅内“大汉奸”之唾骂声不绝于耳。褚民谊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检察官韩焘首先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褚民谊几大罪状。褚民谊知道，按照起诉内容，他肯定是难免一死，于是开始为自己辩解:“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他把头一扬，继续侃侃而谈:“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占领之特殊情形下，而来救国救民的。如果说他不抗日的话，则如中日基本条约改为同盟条约就较前减轻多了。和平救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折冲的，像重庆秘密派人来南京，绝不追究，甚或要掩护他们……”
褚民谊对汪精卫大加吹捧，他说:“国难当头，战事颓败之时”，“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根据我党27年汉口临时代表大会之宣言，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实在是一个“仁人君子”。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罪行进行了一番掩饰，其目的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卖国的罪责。
褚民谊还大事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不仅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许多文物，还主持“收回租界”，他说:“本人任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日本人因为我的年纪大、声望高，在对我交涉的事也让出来或改正，这也可以说是我抗日的一种方法……当时我国武力不足，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褚民谊还狡辩说:“检察官要判处我为叛国元首，事实上我是南京政府里的第十二名，前有各院院长五人，副院长五人，内政部长，以后才是我外交部长。”“我从事和平运动时，即有电给蒋委员长，是否收到不清楚，后来在胜利时，接到蒋委员长电报，谓汝追随总理十余年，在广东维持治安有功，可从轻发落。”
不仅如此，褚民谊还在法庭上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出尽洋相。当别的检察官循例问他“听清楚问题了没有”时，他挤眉弄眼回答“我是浙江人，你一口苏北话我可听不明白”，引得哄堂大笑，检察官也面红耳赤。
褚民谊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有战必有和，迟早而已”，汪伪政权的成立是“和平抗日”，“智者”所为，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元气”，其顽固不化的汉奸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褚民谊妄图洗涤他的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只能更加暴露他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检察官随即提出各种证据，包括录音片两张，为褚民谊在当伪外交部长时的讲话，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故要求依法判处重刑。
1946年4月2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根据褚民谊的罪行，审判长向其宣读了“民国35年特字第408号”判决。判决认为其罪行“实属甘冒不韪，最无可恕”。着对其“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以交出“国宝”——孙中山肝脏标本为条件，要求减刑，作恶多端终自毙
江苏高等法庭的判决让褚民谊心里十分害怕，但他表面上依旧故作镇静。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已在劫难逃，但却仍不甘心，因为他手里还有最后的一个重要砝码——孙中山的肝脏标本。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他的肝脏就是国宝。褚民谊一面让自己的老婆陈舜贞向首都最高法院要求复判；一面以自己手里的“国宝”相要挟，要求法官给自己以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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