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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五、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
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且在国际国内，*人得到的同情也将淡化。更为紧要的是，纵使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当时分散各地且以打游击为主要作战逻辑的*军队也没有战胜蒋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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