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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一批经销商后，老朱(化名)坐在了记者面前。
双手很有礼貌的接过记者递给的名片后，老朱并没有交换他的名片——他并非失礼，而是遵循“江湖”规矩：常以姓氏相称，不问对方的公司、职务，维系关系的唯一工具，仅是便捷而又可时常变换的手机号码。
作为游离在“灰色”产业边缘的商人，老朱的警惕与小心有着逻辑的必然——在深圳从事手机生意逾六年的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获得原信产部颁发的手机牌照；他运作的相当部分的手机未经过入网检测。但这些都没有妨碍他“做”的手机，最终同诺基亚们一样，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庞大的手机消费市场恣意伸展。
悄然之间，他“做”的手机被冠以一个别样的名字——山寨机。
凭借低廉的价格和某些匪夷所思的创新，山寨机在广大三四级市场迅速“蹿红”，并对传统的国产品牌手机构成直接冲击——近年，在一些国产品牌机日显颓势的年报上，“山寨机泛滥”均被视为其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山寨机产业也因此备受指责，甚至引发了以政府主导的针对山寨机的严打行动。
“与品牌军相比，我们几乎是在夹缝中生存。”老朱感叹，但这并不妨碍他比品牌机“混得更好”——在多年的“山寨生涯”中，老朱积累了颇让旁人忌羡的个人财富，尽管他还算不上是“山寨江湖”中的大佬。
深圳市手机协会副秘书长苏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山寨机的存在有着自身的产业逻辑，更重要的是迎合了市场的切实需求。”这亦是老朱们得以“笑傲江湖”的深层原因。
在更高的产业层面，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则认为，“山寨机”是一种自主创新的初级产品。乐正倡导：政府应积极引导“山寨”企业，走出“山寨”，进行产业升级。
“打算上岸吗？”面对记者的这个提问，老朱始终不愿正面作答。
“世上本无山寨”
“世上本无山寨。”老朱戏谑地说。
在中国手机产业起步阶段，国产品牌手机可谓风光无限。“当时一款国产手机的厂商利润，好的能做到千元人民币以上。”原TCL通讯一位负责市场的人士对记者透露。这从2003年TCL通讯的财报中，可窥一斑。当年前九个月，TCL通讯主营业务收入73.92亿元，同比增长21.39%，净利润更是高达18.90亿元。
“2003年前后的手机行业，处在暴利时代。”当时，还在从事某国产品牌经销商的老朱忆述，整个产业链都充斥着暴利，“当时仅TCL的省包商，一年利润过亿元的，不下十个”。
也正是在这一年10月，国产品牌机的市场份额达到60%——首度超过外资品牌，成为市场的主宰。此时，整个市场充斥着狂热，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产能动力，再度被空前激发。一时间传统电话机厂商、数码厂家纷纷转型手机生产。
“还有不少品牌厂家的研发、销售人员合伙出来做手机的。”原来在某国产品牌厂商任职的人士透露，当时私底下流传一种说法，“有本事的出来单干，没本事的才在厂里呆着”。
另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来自经销商队伍。通过手机销售积累大量财富的经销商，开始向更高的产业利润进军。
在“由商转厂”的大军中，老朱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典型的公司架构是：“几个国产品牌厂家出来的技术人员、其他电子行业从业者和手机经销商凑成一家公司。因为经销商对市场渠道最为把稳，往往是项目的出资方。”
老朱则这样对记者分析背后的产业支撑，由于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电子制造产业链的基础，让其责无旁贷的延续到手机制造业的辉煌，“你在华强北，可以采购到生产一款手机所需要的所有配件”。
相比较品牌厂商，这类手机厂商的产业分工更为细化。
就是在这个时候，此前曾制约手机产业普及发展的技术门槛也不复存在。2004年，来自联发科的手机解决方案在这些手机厂商中规模应用，大大降低了手机行业的制造门槛。在此之前，稳定而廉价的芯片供应，一直是这个“江湖”的瓶颈——无论是2000年初使用较多的wavecom模块，还是2003年左右的ADI芯片，其价格和稳定性均缺乏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如此，2004年，被视为“山寨机元年”。
记者了解到，自2003年起，在东莞、宝安一带陆续建立的手机代工厂就超过百家，年产能超过千万部。而在产业上游的方案公司，也不下200家。“从理论上说，在深圳你想要玩手机，唯一需要准备的就是筹措资金，其实这也不是问题。”老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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